嚇人的「合理」最低工資

屯門區議會扶貧小組委託嶺南大學調查屯門區市民失業情況，報載結果說該區市民失業主因，是學歷低、欠技術。據報道，嶺南大學何濼生教授建議政府設立最低工資，稱只要最低工資定於「合理水平」，例如「六千元」，「未必影響就業」云云，嚇了筆者一大跳。

不知何教授知否律師會設定的實習生薪酬下限，也不過是六千大元。律師們捍衞公義，認為大學法律系畢業生的薪金，只不過不應少於六千元，為甚麼「學歷低、欠技術」勞工的最低工資設在六千元是合理？

實習律師與清潔同酬？

筆者反對最低工資，便是因為這種反智的邏輯。如果最低工資是體現無技術、無學歷者的尊嚴，便是踐踏有學歷、有技術者的尊嚴。從大西北持單程證到港、言語不通、無學歷和技能的大嬸在香港拿六千元，那麼住公屋那批基層家長，如何鞭策子女好好讀書？子女必會反駁：讀來作啥？讀完法律三、五年，人工不過幾千、一萬元；萬一只有副學士取錄，薪酬七千元，倒欠政府年息八厘的十多萬元貸款要還至天長地久，不如讀完中五做電訊公司推銷員算了！

有了最低工資，這些基層團體也不會滿足，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便搞了個「家庭工資」運動，指合理的工資水平，最少相等於「家庭工資」，即至少足夠維持整個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。僱主要因為僱員已婚而多付一倍薪酬！精明的香港人，屆時不再開OT，而會在晚上與配偶努力「工作」，生足八個，一家十口，要求薪酬六萬可以嗎？日前更有一個甚麼「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」，呼籲市民「投訴」時薪低於三十元的工作。筆者自小受「種瓜得瓜」的誨訓，不明白想加人工為甚麼不是靠努力工作而是去投訴！一旦有了最低工資，工人便會只顧上街爭取提高最低工資，而不是努力工作和進修。如果實行劃一最低工資，多找三個張建宗都「做唔掂」。

政府可提供低收入補貼

話說回來，為了「可憐」低學歷、欠技術的失業者而設最低工資，其實最浪費社會資源。八十年代初，很多女孩以車衣為出路，但工廠北移令市場對工人需求逐漸下降，先沒有加班，其後連找工作也有困難，父母和老師認識到工廠是夕陽行業，不建議下一代入行，更發揮「常哦」精神，督促下一代好好讀書。當年這個過程是緩慢的。如果那時候已有最低工資，便會一直吸引新血入工廠──因為薪酬還能餬口。但最低工資推高成本，工廠必定更受不住大陸的平價勞工引誘，更快內遷！結果是有更多工人入錯行而恨錯難返。扎鐵工人遇到的問題便是如此，建屋用預製組件，即使樓市復蘇，需求也不會大增。最低工資能保障他們的工資，但不保證他們有工作！

政府可以提供福利，包括低收入補貼，讓那些沒有技術的工人得以維生。這樣，低技術工人能維生，但也意識到沒學歷不行。最低工資打亂社會分配資源的機制，不能設立。到地獄的道路由善意鋪成，最低工資對基層勞工，是慢性毒藥，不但麻醉他們，也麻醉他們的下一代。